超越疫情,把握中国开放发展的“危中之机”

日期:2020-04-29        来源:《科技中国》2020年第八期p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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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明阳 杨益 张芷琪(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2020庚子年伊始,我国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武汉“封城”,各省市亦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应对疫情。新冠疫情已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构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国通过多种方式支援中国抗击疫情,并开始限制对华跨境人员流动。全球产业价值链、供应链及消费者信心恐将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短期内将导致投资贸易萎缩与市场低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20年2月3日会议指出,“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

  一、新冠疫情对我国开放发展的挑战

  我国经济、外贸、就业在中短期将受到急剧冲击。制造业方面,2020年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降至50.0的枯荣线,2月更暴跌至35.7。本次疫情已造成大量劳工无法返岗、工厂延期开工,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企业原材料采购、运送受阻及订单丢失。农业方面,我国大量地区为抗击疫情实行封闭式管理,导致农业产值下降,产品生产销售落后于往年同期水平。经贸方面,由于本次新冠疫情被列入PHEIC(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参考以往惯例,产品出口或将受到外国海关严格限制,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等消费类服务业,已经出现中小企业陷入现金流断裂、无法经营的风险并在急剧加大。

  我国产业的开放发展模式面临更大的转型挑战。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我国不同开放模式的产业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值得认真反思和总结。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产业开放发展总体上遵循“比较优势、资源密集、规模经济、大进大出”的商品贸易模式,这种模式首当其冲受到疫情冲击。首先,在我国外贸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商品贸易,而无形的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及其相关产业受到影响较小,数字服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甚至迎来了增长契机。其次,以国内制造环节为主体、面向全球组织产品销售和原材料供应的相关产业面临极大困难,但主动“走出去”、通过资本或技术纽带配置全球资源的企业,却可以通过离岸生产、境外经营等方式继续快速发展。最后,产业链中可替代的中低端环节受到冲击最大,而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企业则受影响较小,特别是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核心产品仍保持较强竞争力。

  我国“硬核”科研国际合作模式被倒逼转型。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上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角色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极短时间内对病毒进行识别、分离、测序并第一时间向全球公布,受到了各国专业人士的高度赞赏,美国、德国、泰国等多个国家根据所公布的信息积极投入病理研究、疫苗研制、疗法创新,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国际科技合作的新阶段。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将倒逼我国提升国际科研合作能力、转变合作姿态,加快从“跟随、参与、融入”走向“并行、主导、开放”,这也将是我国从科研大国迈向创新强国的关键一步。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渠道拓展和模式升级的双重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一般甚至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对新冠病毒缺乏抵抗能力因而也更加敏感。世卫组织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主要意图就是保护这些发展中、欠发达国家,以避免疫情出现全球更大范围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许多合作恐将受到不同程度的疫情影响,境外工程、产品交付、各类投资项目可能被迫延期乃至搁置,需要外国人员来华的相关合作也不得不暂停或取消。“一带一路”倡议在疫情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突出重围的关键在于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

  二、特殊时期开放发展战略的考量

  在国内疫情缓和国外疫情肆虐的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核心是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面对疫情,提升我国与世界开放协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体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重要时点上爆发的新冠疫情,是审视和构筑我国与世界关系的战略契机。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高度认可、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但同时,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处理问题的一些争议,在全球抗疫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特别需要我们审时度势,化解纠纷。除了有理有利有节地面回应不友善的声音,更要发挥自己大国襟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调用资源、人力,支援全球抗疫,为自己在全世界获得更多理解和尊重。

  疫情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态势,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我国在全球的定位和责任问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配置资源、互通有无、共享增长、参与治理,为全球共同富裕、共生共荣贡献中国力量。

  二是应对疫情,发挥科技创新影响生产生活的融合变革作用。新科技手段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基因技术等,我们构筑了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疫情监控、医疗救治、物资调配的全流程应急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移动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加速了在线办公、虚拟制造、远程会议、在线教育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快速发展。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今后更长时间内,要主动支持企业建立数字化的中国标准,加快设计数字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建立依托科技创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常态、可靠、高效的协同融合机制。

  三是穿越疫情,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与全社会参与治理的能效协同作用。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社会各界的防疫物资生产与配送、数据收集与发布等关键举措保证了整个抗疫体系快速响应、运转高效,再加之应用数字技术保证了各方力量有效协同。面向未来的中国之治,亟待建立完善能够快速调动社会力量的相关机制,不仅包括国内社会各界,更包括国际社会、海外华人华侨等全球力量,将疫情带来的开放发展障碍转变为开放合作的桥梁纽带。为此,更要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加强各界力量在专业实务中的力量发挥,从而达到凝聚各界力量之目的。

  三、危中求机,地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点方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唯有坚定信心,坚持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才能化“危”为“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争取更好的国际发展局面。

  首先,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强化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应该看到,中国面对疫情采取的措施是有力、高效的,战胜疫情的信心是坚定的、一致的。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更要毫不动摇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全球的深度融合,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其次,扎实强化开放发展基本功,切实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立足当前及未来,我国各级政府亟待提升全球视野,更主动地发挥社会力量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国际专家和人才在科技产业发展及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运用多种方式,汇集全球智慧,服务中国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推动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能力的企业加快推进全球经营,以企业为核心加强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

  第三,尽快恢复经济活力,加快提升开放水平,重塑全球信心。首要的是要多管齐下保障存量企业顺利渡过危机,进一步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确保新生市场力量的持续涌现;其次,要切实保障外商投资,按照规定快速解决外资进入限制,加快外资落地相关审批流程,给予外资准入前后国民待遇;再次,要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平台加快深化开放改革,深化通关、技术认证、国际金融、人员往来等相关优化举措,形成一批高水平开放发展平台;最后,地方层面应主动建设并优化与国际接轨的医疗健康、教育、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设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第四,探索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地方应充分发挥自主探索的灵活性,加快建立适应新经济发展的“审慎、宽容”的新经济制度,释放应用场景、智能技术、数字平台、创新生态的活力与爆发力。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自身产业和科技优势,面向全球整合配置资源,促进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社会创新并重的全面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最后,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拓展合作领域方式。大力推动我国企业面向科技产业的全球投资与国际化发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与沿线国家共赢共享、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在新冠疫情防控治疗上的有益经验与资源条件向“一带一路”辐射输出,带动相关产业及投资合作拓展。鼓励探索建立具体应用领域的数字化国际标准,与沿线重点国家共同建设数字平台与数据中心。积极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发展数字化口岸服务业,着力提升口岸能效,加快强化数据中台、要素聚集后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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