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变量将全球产业链带入深度调整期

　　文/苏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特朗普执政以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两个途径重构世界产业格局，力图在全球产业链中推动“去中国化”。全球产业链形成并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规律。从历史上看，全球产业链形成是贸易规则、跨国资本流动、技术创新与扩散共同推动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化的结果。目前，推动全球产业链形成的三大变量均存在较大变数，并将全球产业链带入深度调整期。未来3～5年是我国在此次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中重新定位的关键窗口期，应借力三大变革，巩固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一、多边贸易规则受到挑战，对产业链短期影响已经显现

　　多边贸易规则是全球产业链形成的制度基础。二战之后，在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下，国际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也使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变化，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在此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后发国家转移，部分中高技术产业及其高端环节也不再仅限于欧美国家，日韩和中国不断参与其中，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断被打破，发达国家利益受损。美国力图通过对我国加征关税，与欧盟、日本等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撕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谈判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阻碍世贸组织发挥争端解决功能等手段，重塑美国利益优先的新规则框架，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对中国加征关税加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发国家转移。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早已开始，如美国鞋业经销商及零售商采购来自中国的产品从十年前的超过90%，已经降低到69%，受到加征关税的冲击这一趋势将加速。为避免惩罚性关税，短期内能够找到替代生产国的产业开始转移。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准备将生产线迁出中国以分散和降低风险，2019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对250家美国在华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33.2%的企业将推迟或取消投资决定，40.7%的企业考虑将工厂迁出中国，其中24.7%的企业考虑将工厂迁往东南亚，10.5%的企业考虑将工厂迁往墨西哥。事实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明显，最为典型的迁移目的地为越南，2018年，越南商品出口额增长13.8%，再创新高;2019年第1季度，美国来自亚洲部分国家的进口出现较大增长，其中来自越南的进口增长幅度高达40%。

　　从中长期看，我国产业链仍具备一定优势，能够抵消高关税带来的冲击。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我国在价值链中低环节主要优势包括较高的综合劳动生产率、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与基础设施、复杂加工装配能力等。在综合劳动生产率方面，2019年6月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期供应链转移专刊中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单位劳动力制造业增加值为印尼的3倍、越南的6倍、柬埔寨的10倍。在产业配套体系和基础设施方面，协力商业顾问有限公司(一家为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的服务机构)负责人认为，尽管印度等国家工人工资只有广东的一半，但从电子元件到模具制作设备，没有哪个国家的配套产业能有中国这样的深度。在复杂加工装配能力方面，2019年6月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期供应链转移专刊中提到，简单服装生产在东南亚国家具备足够数量的熟练工人，但是要生产带有蕾丝、亮片等复杂设计和精致的服装，东南亚国家仍需要几年对工人生产技能进行培训。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综合成本方面仍具有优势，如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建设液晶面板工厂，但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郭台铭特助胡国辉称：“由于美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美国生产先进电视屏幕的成本很高。与其在美国制造，还不如在中国和日本制造、运到墨西哥组装、最终将成品出口到美国更有利可图。”另外，苹果公司9月份刚刚推出的新一代Mac Pro将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生产，但全新Mac Pro美国制造部件的成本是苹果上一代中国产Mac Pro的2.5倍，苹果产品面临涨价或者利润降低的压力。

　　二、全球直接投资下降，外资在我国投资定位可能发生变化

　　全球直接投资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趋于停滞。跨国投资和跨国企业是全球产业转移和分工的主要推动力量，其逐利性将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转移到全球最适合的地区，逐步构建了全球产业链。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受到美国税收改革以及部分经济体加强对外资项目审查的影响，2018年全球国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3%，已经连续三年下降。2017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下降3%。另外，全球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导致投资下降的原因之一，2017年全球外商投资平均回报率为6.7%，该指标在2012年为8.1%。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减少，导致国际生产扩张速度放缓，全球价值链扩展趋于停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8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几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平均增长率显著下降，如发达经济体从2000—2010年期间的11%，下降到2010—2017年期间的1% ，发展中经济体从2000—2010年期间的13%，下降到2010—2017年期间的3%，同时，全球贸易中的国外增加值(即各国出口总额中所包含的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在经历了20年持续增长后在2010—2012年达到31%的顶点，到2016—2017年维持在30%左右。

　　投资环境变化给我国产业资本走出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我国投资定位可能发生变化。近年来美国、德国等加大了对外资在本国投资，特别是投资高技术行业的审查力度。从实际情况看，2016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到顶峰，为456.3亿美元，在中美经贸局势紧张背景下，2017年下降到290亿美元，2018年则大幅缩水至48亿美元，但对德国、法国等国家投资仍在增加。与之相反，我国在实际使用外资方面持续增长，2018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69.8%，使用外资数额增长0.9%，其中来自美国实际投入金额增长7.7%，增长最多的国家为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50.1%和79.3%。同时，在利用外资方面，受到加征关税影响，外资可能将我国从全球性生产基地转为区域性生产基地，如2019年5月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为了应对关税影响，35.3%的受访企业逐渐开始实行“身处中国，服务中国”策略，即将产品制造和采购在中国本土化，并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

　　三、新科技革命是此次全球产业链调整的长期竞争焦点

　　科技革命为全球产业链扩展创造了条件，技术创新水平和能力决定了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历次科技革命中，都有新产业、新生产方式和新工业强国诞生，技术创新与扩散改变着全球产业链格局。第一次以蒸汽机的扩散使用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由于动力的改变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纺织品、金属制品、煤等产品贸易在全球兴起。第二次以电力、铁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生产和运输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为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间分工提供了条件。第三次以电子、计算机和网络为标志的科技革命，造就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基于信息系统的全球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分离，使全球产业链更加细密和复杂。同时，历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者都成为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掌控新兴产业或者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长期享有技术先发优势或技术垄断的红利。未来10～20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为主要领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引发产业变革。如3D打印、智能制造等数字技术使局部分布式生产逐步发展，本地化生产变得可能，改变供应链分布形态;生物制造技术可能改变以石化原料为基础的资源供给体系，细胞治疗等新型生物医药技术将改变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格局;无人驾驶汽车发展可能改变百年全球汽车竞争格局;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技术对人的替代，可能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必再追逐劳动成本洼地;物联网技术深入应用，可能使软件定义产品在更广范围内实现，平台型企业将成为产业链上价值分配的主导，产业链运行规则将发生变化。

　　新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各国争夺抢占产业链主导权。数字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甚至有专家认为“技术脱钩”已经开始，如2018年3月《金融时报》刊文指出，数字技术较强的渗透性以及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联性，必然导致技术竞争更加激烈，此领域的技术在不同地区的割裂正在发生，如欧洲通过加强数字行业监管引导技术发展方式，最终美国、中国和欧洲将形成三张“分裂网”(Splinternet);标准机构3GPP警告称，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可能会导致5G标准分离，数字技术和产业体系出现割裂。电动汽车供应链竞争也已经开始，如德国政府将出资10亿欧元支持动力电池厂商在德国发展，以对占据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三分之二的中国进行制衡。

　　美国在重点领域遏制我国科技发展将阻碍我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步伐。美国强化人员交流限制、对华裔科学家进行调查、收紧投资准入、加强技术管制等举动引发各界对中美存在“科技脱钩”风险的担忧。我们认为从科技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以及美国经济利益角度，全面“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美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等重点领域的长期遏制不可避免。一方面，对进入产业化临界阶段的产业，极力阻碍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并实施中国标准，如5G、网络安全技术等;另一方面，对前沿科技和进入产业化尚需时日的产业，美国通过切断中美之间在人员、学术和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延缓中国接触前沿科技和开展前沿创新的步伐，为美国科技和产业创新居于领先地位留下足够的时间。尽管我国科技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在基础前沿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开展颠覆性创新的能力方面仍不够，美国的有意遏制增加了我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难度。

　　四、初步建议

　　部分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产能向东南亚、墨西哥、非洲等地转移，部分发达国家企业回迁的趋势已经出现，但从时间上看，一般跨国投资考察需要2～3年的周期，再加上工厂建设周期，因此未来3～5年是我国在此次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中重新定位的关键窗口期，应在全球产业链深度调整的大变局中，认清和把握三大驱动力的变革趋势，借势而为，巩固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一是积极和主动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寻求融入和参与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未来我国应进一步积极探索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机制，推动WTO框架内的贸易协定谈判向着有利于我国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方向进行，特别是主动甚至主导全球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新规则等的制定。同时，加快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等协定。

　　二是推动我国企业在国内外的有序转移。充分利用外资，特别是借助外资研发全球化、配送网络全球化等力量和经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大开放力度是必由之路。但更为重要也有可能被忽视的是我国企业和资本在国内外的有序转移。首先，推动产业在国内的有序转移。2019年上半年，受到贸易战影响，沿海的广东、江苏等外贸大省出口有所放缓，但内陆省份出口的增速却明显上升，表明我国产业层次有较好的纵深，可以通过科学有序引导和政策扶持，推动沿海企业和资本转向内陆省份，减少低端产业向国外转移对我国的冲击。第二，推动有实力企业走向海外。随着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和实力提升，很多企业已经进行全球化经营，未来发展需要它们成长为跨国公司。美日贸易摩擦后，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国际转移，将附加价值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的生产基地，到2016年制造业部门海外生产比率达到25%左右;2017年日本制造业有近6成的企业在国内保留有“母工厂”，开展制造业前沿的研发活动，以及为海外工厂提供生产技术支持。在此过程中，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搜集海外投资环境的基础信息、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商务对接等方面为日本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效支持，综合商社在商业信息收集、工业园区建设、投融资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一揽子服务。建议鼓励我国企业积极探索建立国内外协同的创新和生产体系，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企业海外投资服务平台。

　　三是加大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巩固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在终端产品领域，重点支持国内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通过市场创新和新技术应用的互促推动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第二，在中间品领域，培育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关键部件和材料供应商。从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发展经验看，这类“隐形冠军”是两国稳居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中坚力量。第三，在前沿和颠覆性领域，建立长期稳定和系统化的投入和支持机制，在重点领域有选择地加强与不同国家进行科技合作，争取在技术上做到并跑或紧跟;在应用方面，加强标准制定和规制的同时，为新技术应用开辟空间，争取在产业化方面做到领跑。

　　本研究受科技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构建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创新政策体系重大问题研究”(ZLY201817)、“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趋势研判”(ZLY201912)、“科技法律法规与配套政策研究”(ZLY201943)等项目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