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4.0”新趋势的影响与建议

　　文/于良 陈宝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开始对工作方式产生影响，世界各国就业机会及工作者技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自动化技术将影响我国超过3500万工作岗位，我国应及早谋划应对“工作4.0”的趋势变化。

　　一、“工作4.0”是适应新形势要求下的就业方式变革

　　欧盟官方研究机构“欧洲政治战略中心”认为，“工作4.0”是更灵活、更自由的按需工作方式。与前一时期提出的以远程办公为主要特征的工作方式相比，“工作4.0”无论在工作组织、工作关系、工作技能需求等方面都有显著变化。

　　一是工作组织社会化。工作组织的模式从企业组织向社会化组织转变，工作者以各类平台为纽带与企业开展合作。在移动通讯、云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基础上，众包、企业内部众创、共享等新的工作方式不断涌现。通过Freelancer、oDesk等众包平台，程序员、设计师等可以获取工作任务;通过Uber、滴滴等平台，有车族可以进行全职或兼职工作。创业者还可以通过Kickstarter、Indiegogo等众筹平台获得小额创业资金，通过eBay、淘宝等平台成为销售商，通过Skype、微信进行售前售后服务。

　　二是工作关系灵活化。“以项目为重点”的“按需”工作快速增长，雇主和雇员签订的合同更加灵活。 美国现有的5300万自由职业者中，40%是承接委托项目的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27%是既有传统职业又有自由职业的兼职者(moonlighter)。英国自雇工作(self-employment)从2008年开始一直占到新增工作的2/3，2015年已经占英国整体就业的1/7。

　　三是工作任期短期化。各国短期工作比例都在升高。欧盟在2000—2014年期间，工作任期3～5年的比例从17.7%增加到19.4%;美国目前25至34岁工人工作任期的中位数为3年，是55—64岁(10.4年)的工人的1/3;韩国2015年平均工作年限只有5.6年，56%工作岗位的工作年限低于3年。

　　四是工作技能高级化。新职业、新工作需要更高的工作技能。美国预计2012—2022年期间的工作缺口绝大部分要求有大学学历，要求硕士学历的工作增长更高达18.4%。欧盟职业培训中心预计欧盟2013—2025年工作需求中，4600万需要高级工作资质，4300万需要中级工作资质，只有1000万需要低级或没有工作资质。技术人才团队是高科技企业价值的核心，相比员工130万、市值约480亿美元的鸿海集团，仅有13名员工的科技企业Instagram估值达到10亿美元。

　　五是工作培训常态化。劳动者的工作技能需要通过培训不断更新或转换，工作培训由“教育—工作—退休”的线性模式向“教育—工作—再培训—工作”的复合模式转变。IBM将年营业额2%用于培训，员工针对岗位需求网络评估自己技能并选择培训课程在线学习。微软认为员工70%的技能提升通过工作和在职培训获得，为每位员工提供常态化的技能培训。员工自身也通过业余培训、在线课程等方式获取更高级的工作技能和工作资质。

　　二、“工作4.0”对我国未来就业方式的影响

　　“工作4.0”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作用的推动下对工作方式带来的趋势性变革，对我国未来就业方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是智能制造、共享经济等的兴起和发展，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工作4.0”的进程。随着我国智能制造的深入发展，对具备深度专业知识和跨专业知识的工作者需求大大提高。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例，我国每万名雇员的工业机器人拥有量处于36台的低水平(韩国478台/万人)，随着工业机器进一步应用，装配、焊接等工作岗位将减少，机器人定制、维护等新需求产生大量跨专业复合型工作岗位。随着共享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对我国传统就业方式将带来深刻影响。据普华永道预测，共享经济的全球收入将从现在的150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350亿美元。共享经济不仅改变了就业形态，促进工作组织社会化、工作关系灵活化和工作短期化，而且促进了新工作职业的出现，包括大数据分析师、机器人工程师等，对数据挖掘、APP设计等新工作技能要求提高。

　　二是“工作4.0”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革，我国极易被自动化替代的工作岗位超过3500万个，易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工作将影响到5.9亿人。世界经济论坛(WEF)认为，例行性工作岗位的比重将会加速下降，OECD国家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岗位占总岗位数量的57%，而我国容易自动化的岗位比例达到77%。OECD国家容易自动化的工作岗位中有6%～12%属于极易被自动化替代，按此比例估算，我国极易被自动化替代的工作岗位超过3500万，受到自动化影响工作的人口达5.9亿人1。

　　三是我国人口受教育规模、科技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应用使得在适应“工作4.0”变革上具备一定优势。“工作4.0”虽然对我国未来就业岗位和就业形态发生较大影响，但是在应对“工作4.0”上，我国仍然具备一定基础和优势。第一，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提高到11%，人数位居世界第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0%，高于世界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第二，我国具备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设施，数据、仪器设备等科技基础设施对社会开放奠定了未来就业形态的基础。第三，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有利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应用是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催生力量。2016年，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7.3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3.1%。在互联网应用上的优势使得我国能迅速地适应“工业4.0”灵活、低成本、智能制造的要求，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引领“工作4.0”的就业方式。

　　四是我国劳动者的工作技能还不足以完全支撑“工作4.0”的需要。“工作4.0”对工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对现有劳动者技能进行较大调整。欧洲通过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伊拉斯姆斯·蒙杜斯”计划等加强对工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法国政府计划设立个人人力资源账户，提供积分形式的社会福利(包括培训、支持开办企业、转为兼职工作、提前退休)。据2016年统计，我国高级技能劳动者占5.4%，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高级技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都超过2∶1，难以适应未来就业形态的需求。

　　三、应对“工作4.0”的建议

　　“工作4.0”是面向未来的新经济形态和智能制造等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应更深刻地把握未来就业形态变化需求，尽早谋划，采取有效的策略加以应对。

　　一是加强产业升级战略与就业战略的协同。两者在步骤上要保持适度协同，就业战略适度超前，对就业结构调整和就业形态变化进行提前布局，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员支撑。

　　二是加强基础设施的保障。进一步强化灵活就业岗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公共数据库、超算中心等公共设施，发展免费网络公开课等教育培训平台，为自由职业者、兼职者、创业者等提供基础设施的保障。

　　三是适度调整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加强新职业、新工作要求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发展双轨制、学徒制、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为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提供灵活的培训机会。近期集中力量发展机器人、互联网、物联网、通讯装备等新产业的新技能。

　　四是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从实际出发，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险政策和制度，为自由职业者、创业者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

　　注：1 OECD国家就业人口7.6亿人，容易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岗位占总岗位数量的57%，受到自动化影响工作的人口达4.33亿人。我国就业人口7.7亿人，容易自动化的岗位比例为77%，受到自动化影响工作的人口达5.93亿人。根据OECD对21个成员国工作岗位自动化的可能性分析报告，OECD国家容易自动化的工作岗位中有6%～12%属于极易被自动化替代，在我国受到自动化影响工作岗位的5.93亿人中，按照OECD国家的下限值6%进行保守估算，极易被自动化替代的工作岗位超过3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