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文/黄宁 陈宝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情绪上升，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动力呈现出一定的消退趋势，导致全球化进程大幅放缓。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以及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威胁，都加剧了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担忧。全球化呈现的倒退趋势将在经贸规则、外贸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对我国带来一系列挑战。

　　一、全球化进程出现一定的放缓趋势

　　首先，全球化的经济指标转向消极。一是贸易增长长期以来陷入低迷。近三十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大致是全球GDP增速的1.5至2倍，但2012至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3%，与全球GDP增速基本持平。二是资本流动大幅放缓。近三十年来全球FDI流量增速基本在20%以上，危机前的2004至2007年平均为41%，而危机后的2012至2015年却仅为5%，2016年甚至出现2%的负增长。三是全球价值链开始收缩。全球价值链以垂直专业化和生产过程地域分散化为特征，高度依赖中间品贸易，使得全球经贸依存更加紧密。根据OECD测算的数值，全球价值链从1991至2011年平均每年扩张4%，但2011至2015年却转变为每年收缩1.7%。

　　其次，全球化的政治环境迅速恶化。一方面，作为全球化标杆的WTO的权威逐渐弱化。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不仅直接损害了WTO贸易谈判机制的权威，还导致旧的规则体系越发难以管辖新的争端，进而开始侵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另一方面，新一届美国政府对WTO持批评态度，而且自2017年年中以来一直阻挠WTO大法官的任命，未来甚至可能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陷入瘫痪。此外，全球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在迅速增加。据WTO统计，截至2016年10月中旬，G20国家仍在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覆盖了全球进口的5%。而自2017年5月至10月，G20成员平均每月新发起19起贸易救济调查。

　　其三，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明显削弱。快速全球化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引发的社会成本逐渐超过了经济利益。深度一体化导致的国内经济调整在使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也导致另一部分人受损，但受损的群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导致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大幅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美国国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坏事的比例由2009年的34%升至2016年的39%。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最终都要让位于国内现实需求。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贸易合作就在大萧条的压力下以失败收场。

　　二、全球化放缓为我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一是全球规则面临“碎片化”冲突。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2016年货物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13.6%，稳定统一的多边经贸规则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全球化放缓使得多边环境恶化，全球经贸规则很可能陷入混乱的“碎片化”冲突。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WTO的支持明显弱化，使得WTO地位进一步下降，多哈回合谈判可能被“冻结”甚至宣告失败。各国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会争相缔结区域或双边协定。一旦失去多边协调的机会，这些参差不齐的协定会陷入混乱的竞争和冲突，甚至产生规则“割据”，割裂全球市场。

　　二是双边贸易摩擦更加激烈。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新增贸易机会有限，对原有市场空间的竞争开始激化。2016年底，美国、日本拒绝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履行在对华反倾销中终止“替代国”做法的义务，已经显示出其保护主义倾向趋强硬。而2018年3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直接发起了“贸易战”威胁。在我国提出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后，特朗普进一步威胁将征税商品规模扩大至1500亿美元。无论这些征税措施最终是否实施，未来我国对美出口重点行业都将遭受更激烈的贸易摩擦。

　　三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打压全面升级。发达国家要从“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全力保护自己的竞争优势。为保住最关键的技术优势，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对我国的打压必然会全面升级，包括：进一步加强对向我国出口高新技术的限制，同时对中资收购本国高新技术企业从严审查;以更强硬的手段解决外资企业在我国遇到的所谓“强迫技术转让”问题，特朗普在2017年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发起的“301调查”实际上就是针对所谓“强迫技术转让”和中资企业在美技术并购等问题展开的;通过协定向第三国推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则。美国虽然退出了TPP协定，但不会放弃这些规则，尤其是知识产权等关系到“公平贸易”的内容。而在当前中美“贸易战”威胁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显示出重返TPP的意向，原本删除的知识产权规则内容很可能会重新加入。

　　同时，全球化的新趋势也为我国带来了机遇。首先，我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吸引力大幅提升。我国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2016年货物进口占全球的份额为10%，庞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其他国家竞相争取的对象。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采取强硬的保护主义态度并疏远一些传统盟友后，这些经济体与我国建立更紧密经贸联系的意愿增加。其次，我国参与制定和引领全球规则的空间扩大。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等“反全球化”举动打乱了全球经贸规则调整的步骤，并削弱了发达经济体的谈判能力，为我国参与制定和主导未来的全球规则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此外，我国吸引全球创新人才机会加大。“反移民”是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的根源之一。但特朗普的移民限制令却遭到苹果、谷歌、微软等97家科技公司的一致反对，是因为该政策不利于科技公司从全球雇佣创新人才。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收紧，反而会成为我国吸引海外优势人才的良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面对全球化倒退的趋势，我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开放”和“创新”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一是以实际行动重塑全球化的信心，在金融、电信、医疗等服务领域加快放宽市场准入，释放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号，并积极参与诸边协定谈判，寻找契机推动诸边规则向多边扩展，支持多边体系重建权威。二是分类施策。针对美国等保护立场较强硬的国家，以对等反制措施做好贸易战“边打边谈”的准备;针对欧盟应加强协调沟通，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以政府采购市场、技术标准合作等分化欧盟与美国的立场。三是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加快经贸规则建设，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发起区域或双边协定谈判，推进由我国主导的经贸规则建设。四是强化对创新的支持，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打压，突破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壁垒，加紧制定和完善移民准入政策，大力吸引海外创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