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

文/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关于科研创新基本规律的探讨
       首先谈一下怎么看待科研创新基本规律。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而探讨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我觉得可以至少提炼如下几个称得上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这涉及认识它的意义。我在年轻的时候，很认真地看了一些马列原著，印象很深的有一篇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面的一句话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这个表述，与邓小平后来所强调的“第一生产力”，和现在很多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其实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说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的。
       回到学理上来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学者后来解释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呢？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加一个第四要素“科技”，“科技”在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强调在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里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经济学上还有个说法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从商业利益的角度，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从而有利于以物质利益鼓励创新；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即使在专利保护期，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在创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会受到它的助推，发展得更好。这是与科研创新的意义相关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为我们重视科研的学理依据。
       第二，我想强调的是科研创新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说到它的难度了。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记得有一位中国科学界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他接着说，我还问过丁肇中，你这么多年在高能物理学方面孜孜以求，甚至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的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肇中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做出来是不确定的，这样的科研成果到底怎么样造福于社会，也是不确定的——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丁肇中的研究成果以后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机制来造福于人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爱因斯坦的公式，一开始全球几乎只有十个人左右能看懂，现在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世所公认。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等等。这种不确定性从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基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在中国本土已经催生了BAT、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但这种“风口上的猪”的成功者旁边有着很多的失败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做互联网创新的企业，这种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看谁能烧钱成功。当时有一个最领头的互联网创新企业叫“瀛海威”，创始人是一位女性企业家，当然，现在这个企业没多少人记得了，与阿里巴巴比它显然没那么成功，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在马云等成功者旁边默默无闻，他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最后的归结是失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文环境方面对他们怎么养护的问题，涉及的有人格的尊严，有社会上普遍的、带有文化特征的氛围——就是如何能够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你不要光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一飞冲天，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人格尊重，有容忍失败的相关机制让他们从头再来，或争取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更大。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前面说的两条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是有个性的，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有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在具体实施中，要设计形成针对性的（定制化的）内容合成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这样一种系统工程式的任务中，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充分考虑，体现在应匹配的政策体系中。显然，从原来的“宏观调控”概念框架来说，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宏观调控概念下，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框架：经济生活总体热度偏高了，要收缩流动性向下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但到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光讲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性问题就来了。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到底怎么样发挥各自应起到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便非常复杂。以前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大家都已认同；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放到一起，以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在认识上是个螺旋式上升，是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创新及各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问题。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面对市场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要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的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的必要，这也是一个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的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大家现在都认同，真正取得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这类重大突破的不确定性因素落在特别的人才身上，要依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运气），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相对容易突破的东西，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有几千项专利的创新型的人才——当然他主要还是应用层面。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如何得到培育和重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不断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还有后面各个层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如何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要为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有了这样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确定在多长时间之内产生大师，但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古代的四大发明之后，在科研创新方面落在了工业革命成功国家的后面——我们是明显落伍了。这里落伍的原因又对应于“李约瑟之谜”，显然和当时封建专制国度里对于创新型人才不能提供适宜的科研生态有关。
       第五，科研突破和“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是水火不相容的，科研主体相对于后者的气场和力量，一定是很弱势的。个别的领域里，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有创新成就，比如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他的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写进美、英、法、苏、日等六国的许多数论书中。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景润的这些成果都是在科研条件和环境不太好、身体很差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小概率事件。现在，我们科研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了，已经有了很多进步，但是这几年一线科研创新人员碰到的苦恼是什么？李克强总理为什么反复批评，要求一定要消除科研领域里的繁文缛节？那当然是有所指的。在十八大以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明确地说，不要把八项规定里用来约束官员的这样一些规则，简单地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去，却不幸而言中。
       李克强总理有了这方面的察觉之后，在2016年的上半年，由国办专门发出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非常明确地要求不能拿官本位行政化这一套东西去套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但下文后谁都不动。那年正好博鳌论坛上有个机会，我向克强总理专门说到，希望总理您在万忙中再抓一下水平非常高的国务院关于优化学术环境文件的贯彻落实问题，他很敏感，马上反问“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他当即就表示：我回去马上就抓。果然博鳌回来以后，很快我们看到社科界网站、新华网等网站上，又再次全文重发这个文件。官场行政规则套到科研领域来，它一定是严重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的。这里面不光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它更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的问题。
       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除了国务院的文件外，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就是要纠偏，要为科研创新一线人员解决他们所苦恼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要求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在2016年年底，有关部门要推出相关的实施细则。很遗憾，现在已经2017年下半年了，细则还没出来。在今年7月6号的总理座谈会上，我有机会向总理提的6条建议里，有一条就是希望再督办一下2016年年底应该落实的这些实施细则。这是中国现实的特定制约。而这种情况在硅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关于“科研生态”合理构建基本要领的探讨
       如果从正面考虑“科研生态”构建的基本要领，可以强调这样几条。
       第一，鼓励、支持创新主体（自然人）以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前面已提到一些例子，在面对不确定性上，要给予科研创新者以理解和鼓励。这里还可提一下屠呦呦的例子，她的突破是在文革期间，依据古代文献里的一条线索，经过几百次实验，终于把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萃取成功。几十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全面调查，认定与这个挽救千百万人生命的成果相关的最关键的贡献应该归于她——大家都知道中国科学界还很难适应这样的说法，集体努力的结果，怎么大奖就归了她一个人了？但最后也顺应了这样一个国际上的认定规则，她在国外获得诺贝尔奖，国内后来也给了她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大奖。这种对于自然人的关怀和鼓励，或者说对于成功者的奖励，是树立标杆和导向；但在他们成功之前，一定要特别理解、关照他们那种跟一般人不同的好奇心和科研情结、奋斗精神。这是科研生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成功者，也要给予他们作为探路者、试路者的必要肯定与人文关怀，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新技术成果应用的开拓领域，应形成充分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政府做“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与扶助。
       第二，政府主体方面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应该是以包蕴人文关怀和物质支持的制度和政策，来分类地支持不同的科研创新活动。比如对基础理论研究怎么支持？当年我参加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时，至少财政部业务部门已认识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没法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成功成果认定。那么应匹配上什么样的激励，国家的资金有限，到底支持什么项目、不支持什么项目，就都得摸索，而这个摸索中的要领，确实很难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即使依靠现有比较靠前沿的科学家们的问卷打分，那也可能出现这些人的思想跟不上少数人创新点的情况，问卷打分的结果是把真正有潜力创新的项目否定掉了，但这没办法，这个领域里总得制定可操作的经费支持和使用的规则。到了成果转化推广应用里面，现在已经有事前、事中、事后政府支持规则的较多探讨和值得肯定的一些进展。
       如仅从“事后”看，除早就有了比较成熟经验的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之外，还有股权激励等等，现在中央已经全面认可，包括现在科研单位人员怎样在保持自己单位正式身份的同时，去参加创业创新的市场活动，都有最新的文件精神。这里面当然要匹配上成果转化、市场化应用环节上的专利这种“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经验，中国主要就是怎么样依法使之贯彻落实、有效执行的问题了。再往后端，政府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研发投入的所得税抵扣优惠、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些机制去支持成果转化应用环节上的创新发展。
       第三，从企业这个角度，应鼓励企业家们充分发挥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冒险精神，敢于大胆试大胆闯，还要有相适应的机制。对这样的胆识和独特的企业文化，社会各方应当给予理解。企业家也注定是带有明显不同于常人特点的一类人，被人们所肯定的企业家，走到一定阶段以后，不再是考虑现有财富可以养自己多少辈子的问题，他是有更高级追求的，而这里面的冒险精神、闯劲儿，那是一致的，都在“烧钱”，只是其中可能由于有些运气因素或有些特定的技术路线上的不同，一个一飞冲天，一个归于失败。需要有相关的管理方面的一些机制，使这种试、闯的空间更开阔些。比如克强总理在说“鼓励创新就要审慎包容”时，专门提到几年前讨论微信的时候，有一派意见就说它的弊病明显，会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和漏洞，但克强总理的态度是，不能把微信一下掐死，要给出一定的空间让它发展，在发展之中再观察。到了现在，谁敢说微信就十全十美？它可能还给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挑战和困扰，但是没有人敢说现在可以把微信否定掉了。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要给企业家冒险探索的弹性空间，其重要性在微信上可以体会。同时，确实也有机制上的差别。据了解，微信这个技术最早是中国移动掌握的“飞信”，但是作为国有企业它没有运行机制中间那个“烧钱”的可能性。体制内要层层审批，如“烧钱”不成功责任谁来负？顾虑重重，很难批准，但没有这个烧钱机制就做不大。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风生水起的快递业翘楚顺丰也是一飞冲天，但是最早在这个领域里捷足先登的，是体制内中国邮政EMS特快专递，但是它也没能做得很大。至于说风投、创投、天使投，为什么不适合由政府做？就是机制问题。风投、创投、天使投是内在于硅谷经验的，它的有限责任和它的比较优势，是国有企业体制内所欠缺的。在对于企业家、对于创新者的宽容方面，其实有些事情很简单，就是一个和科研规律能否对接的环境问题。硅谷表面上看不到政府有多少作用，但这就是它的人文关怀的一种大格局，它是符合科研规律的，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经验。至于全社会，要以文化和舆论的包容性，来宽容、理解、消化失败冲击，使试错可持续和比较积极。
       第四，社会上的科研生态建设除了应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与“有限责任”等规则之外，公益性基金会的多样化支持十分值得重视和发展起来。许多不适合或难以做到由政府直接支持的基础性研究、风险型开发研究项目，多样化的公益性基金会却有可能提供资金来源。这个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在美国早就做得相当大了，在中国亟应重视和培育，促其健康发展起来。
       国际上可给我们启发的另外一些案例在此就不多讲了，比如工业革命，大家可以看《中国的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出的成功可是有一系列社会配套条件的，包括这项发明得到规模化的应用，如果没有当时的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规范的配套条件，没有制度环境这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演变成为工业革命的成功的。

【关于作者】
贾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成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的特聘教授。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科技论坛·创新驱动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2017年9月）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