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向创新“无人区”进军，我们靠什么？

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研究人才的战略价值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照科技强国的标尺，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短板在哪里？科技人才评价破“四唯”后，基础研究人才的“新标”应包括什么内容，立得如何？本期，我们邀请嘉宾一起探讨。

《中国人才》：当前我们国家正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这个新背景下，基础研究人才的战略价值，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马驰知：在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基础研究人才已从传统的“学术后备力量”跃升为国家战略博弈的“关键变量”和“第一资源”。这一战略价值的跃升，决定了基础研究人才的使命，已经不是单纯追求知识边界拓展，而是要向服务“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转变，人才不仅要具备原始创新能力，更需将个人探索与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

石长慧：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对于我国从源头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赛道、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和未来竞争主动权，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谈及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少，获得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等国际著名奖项的科学家匮乏；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共同发布的2025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年度影响力榜单”，排名前100名的科学家中，中国内地只有3名，而美国有56名。二是从事原创研究的基础研究人才还不够多，有意愿和能力从事原创研究的人还较少。三是对青年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有待加强，目前，项目资助竞争过于激烈。

陈凯华：时代赋予基础研究新的战略定位，相应地，对基础研究人才能力的要求也有本质性、综合性的变化。既要其能够提出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也要其具备交叉协同和组织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

石颖：我们在调研中听到部分一线科研人员反映，基础研究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流动的通道还不够顺畅。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构建顺畅流动通道是个关键着力点。

《中国人才》：基础研究比较强的国家，在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积累了好的经验。在您看来，国外有哪些好的思路和措施，值得我们借鉴？

石颖：美国不少研究型高校与国家实验室搭建起本博贯通培养通道，依托长期稳定资助，支持科研人员开展持续性基础探索。在青年人才培育方面，德国马普学会设立马普研究小组，也就是青年独立课题组，入选的青年学者拥有独立研究单元，能够自主确定研究方向，并且享有经费使用、团队组建等充分科研自主权。

石长慧：国外的典型做法是构建全周期支持体系，大力培养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欧洲研究理事会（ERC）在针对职业生涯起步期青年设立“启动资助计划”的基础上，设立“强化资助计划”，支持那些获得博士学位7—12年的优秀青年学者开展前沿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人才》：基础研究既要面向国家战略，也要保护科学家的好奇心。在体制机制上，怎么才能让“有组织科研”和“自由探索”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石长慧：在我看来，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非非此即彼，更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促进，从多个维度实现“两条腿走路”。比如在选题机制方面，既有政府发布的项目指南，也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出题”，引导科研人员开展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同时，国家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大力支持科学家自主选题，开展自由探索研究。资金支持层面也有好做法——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资助自由探索，像腾讯发起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是专门支持优秀人才做原创性研究，这个模式很值得推广。

陈凯华：要实现“两条腿走路”，首先要在经费和任务上“分轨”，国家战略需求驱动的那部分，用体系化方式组织；同时，划定自由探索的基本经费比例，保证科学家能按自己的好奇心提问题、选路线。其次，不同平台要各司其职，比如，国家实验室与国家科研机构侧重建制化组织，研究型大学与自然科学基金侧重探索性研究。

石颖：除了对科研任务实施分类管理，也要平衡稳定支持经费与竞争性项目经费的配比，还要针对基础研究周期漫长的特点，设置差异化考核标尺。最重要的一点，是搭好双向贯通的创新链路，既从产业发展、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难题当中提炼基础科学命题，也推动自由探索产生的原创成果对接重大战略需求。

马驰知：从具体工作实践上看，应统筹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分类抓好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北京这几年做了不少探索，通过部署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围绕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布局595家市重点实验室，在脑科学等领域布局10家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用高效协调的科研组织模式跑出加速度。同时，在全国率先建立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筛选机制，以“一票资助”打破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目前，已支持120个非共识项目，其中75%聚焦颠覆性潜力原创研究。

《中国人才》：评价是“指挥棒”，尤其基础研究周期长、产出难量化，对其人才评价一直备受关注。基础研究人才怎么评才算科学公平？破“四唯”之后，又应如何立“新标”？

陈凯华：我认为，立“新标”核心是突出原创贡献，要看有没有提出新问题、形成新理论、创造新方法、开辟新方向。还要改进评价方式，实行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考核和小同行评议，探索叙事性履历及国际同行评价，量化指标只作为辅助依据。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改革协同，不能换汤不换药，用“新表格装旧指标”、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过度绑定、团队成员贡献分不清、非共识成果和有价值失败得不到认可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石长慧：基础研究人才本身分两类，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评价指标应该区别对待。前者重点看解决重大工程和技术底层科学问题、支撑关键技术突破的能力和贡献；后者主要评价研究的原创性和学术贡献。另外，不能只盯着个人，要以优化机构评价带动个人评价，引导基础研究人才开展“使命导向”和“原创导向”的基础研究，真正把“新标”立起来。

马驰知：北京先行一步，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并由教育、科技、人才三个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探索打造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新载体。结合专项实施经验，我们建议：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其次要充分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健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新兴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培养基础研究后备人才力量；再要发挥高能级平台作用，推动人才与平台相互赋能，注重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识别和培养青年人才，同时给予青年科技人才“试错”的空间。

石颖：人才培养是个长链条，从基础教育科学启蒙抓起，到高校拔尖人才培养，再到科研平台实战历练，环环相扣，持续夯实后备人才根基。此外，引育并举也不可忽视，面向全球精准引进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同步配套完善科研平台与相关保障条件。人才培育成型之后，还要畅通流动与使用渠道，推动基础研究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之间有序流动。

《中国人才》：青年人才是基础研究的未来力量。在破除论资排辈、放手使用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方面，到底卡在哪儿？怎么让他们真正挑大梁、担重任？

陈凯华：问题确实存在且不容忽视。比如，部分项目设置职称、资历和人才称号等隐性门槛，青年很难独立牵头。再比如，青年人才缺少选题、经费、组队和技术路线决定权；还有，短聘期、频考核与稳定支持不足并存，迫使青年只能倾向“短平快”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要把与科研能力无关的职称、资历和年龄限制等条条框框彻底拿掉，别让青年人才只能参与项目、不能主持项目。还要真实授权，支持青年人才独立提出选题、配置经费、组建团队和选择技术路线。健全保障机制也必不可少，设置重大任务青年赛道和青年独立研究岗位，完善失败容错及接续支持等制度，把他们的独立成长和原创成果，也纳入科研平台绩效评价。

石颖：实际工作中，论资排辈的惯性确实还存在，这需要搭建长效支持机制。严格落实青年评审专家席位比例相关要求，持续扩大青年独立课题组、自主科研项目试点范围。逐步清理职称申报、项目申报当中暗藏的年龄限制，畅通优秀青年破格成长通道。

石长慧：我认为，让青年人才“挑大梁、担重任”，有三个抓手，一是做大增量，将更多的科研资源分配给青年，让更多青年有机会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二是单设赛道，让青年有更多独立承担科研项目或参与科技管理事务的机会。三是不设或少设门槛限制，通过“揭榜挂帅”方式遴选科研项目负责人，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中国人才》：人才的发展离不开好的土壤，好的土壤需要精耕细作。对于构建适配基础研究规律的创新生态，大家有什么建议？

陈凯华：为科研人才减负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的重要一环，把简化报表、优化报销、压减检查评比这些措施制度化，将科学家的时间还给科学。涵养学术文化氛围，把宽容失败写进评价规则，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马驰知：创新生态的营造需要多方发力、“组合拳”出击。投入保障上，应稳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同时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加快形成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的经费保障体系。人才评价上，完善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对青年人才强化潜力评估，探索通过人才计划接续培养实现十年以上稳定支持。科研项目管理上，深化经费管理改革，扩大“包干制”范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同时完善科技奖励、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环境。

石长慧：除了加强对基础研究人才的经费支持特别是稳定性支持力度、构建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机制之外，需要改善基础研究人才薪酬待遇。要防止和反对科研领域的“圈子”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让学术更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