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转型需关注的重点治理问题

　　文/蔡笑天 李哲 杨洋(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亟需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国际领先的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已逐步完成从服务业内部扩散到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布局。在这些领军企业的带动下，ICT产业加快扩散步伐，逐渐成为能影响国际竞争格局的新生力量。“十四五”期间，ICT企业将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布局的主导因素之一。这些趋势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出新挑战，需要政府适应新变化，把握疫情国际大流行趋势，主动调整政策着力点，促进大中小、国内外企业融通创新，加强信息相关交叉融合技术攻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防范数字脱钩的潜在风险。

　　一、信息通信技术企业转型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主导驱动力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改变，已经从网络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以数据为驱动要素的新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规律正在形成。当前国际领先的ICT企业抓住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后半段的历史机遇，一面纵向深挖数据潜在价值，一面加速产业横向扩散，重塑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在这些企业推动下，信息技术创新和其它领域技术创新的融合杂交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驱动力。这种融合杂交会创造出全新的经济形态、技术变种和商业模式，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将迎来无法预计的剧烈重组。可以预见，未来越来越多的ICT企业创新演化方向是，与传统供应链、用户群管理理念经验相结合，融入新技术、新场景和新思维，推动企业提质增效，释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

　　第一，挖掘数据潜在价值，实现从数据驱动交易向数据产品开发转型。近年来，许多著名学者、企业家指出，我们正在从以控制为出发点的信息技术(IT)时代走向以激活生产力为目的的数据技术(DT)时代。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对数据的深层次挖掘和应用。近年来，一些ICT领军企业将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集中于数据本身，从以往的数据驱动交易(电子商务、金融业务等)向数据产品开发(数据创新使用形成新价值，如搜索推荐、智能导航等)转型。这些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新知识，进一步提高了数据利用效率，使数据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成要素之一。

　　第二，延伸产业链布局，实现从平台战略到生态战略的转型。在技术创新和数据驱动下，信息和数字技术进一步实现了整体爆发，诸如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巨大突破和广泛运用，推动整个社会开启全面数字化转型进程，许多互联网企业逐渐转型实施生态战略。例如，美国的微软、IBM、亚马逊等大型ICT企业，在技术上加速布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领域，在业务上致力于提供平台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在组织上加速向数据驱动、在线协同、弹性扩展的服务商转型。阿里巴巴集团是我国生态战略转型较为成功的企业，其主营业务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

　　第三，布局新硬件产业(报告中提到的新硬件不是主板、显示器、键盘这些计算机硬件，而是指一切物理上存在的，在过去的生产和生活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造事物。例如，物联网操作系统、智能制造终端、多轴无人飞行器、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机等)，实现与制造业融通创新。互联网的超级马太效应促使ICT领军企业成为布局新硬件产业的推动者和率先实践者。例如谷歌开发了无人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驼驴，亚马逊率先制造了电子阅读器KINDLE和多轴无人飞行器，FACEBOOK用虚拟设备制造出“真实世界”等。国内的阿里已启动无人驾驶电动车项目，百度开发了中国大脑和智能翻译机。应该看到，推动新硬件技术发展的往往不是高校科研工作者和传统意义的技术研发人员，而是借助科技孵化器开发出新产品再通过资本运作走向市场的极客和创客。

　　二、内外融通是抢抓转型机遇、规避转型风险的重要切入点

　　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流通、消费、进出口各个环节，有利于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于ICT企业转型所创造价值的源泉不严重依赖传统的技术积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我国企业相比发达国家仍具备一定比较优势，在信息技术革命后半段具有巨大发挥空间。也应看到，随着信息技术扩散，“十四五”期间中美两国的数据基础和软件将加速分割，可能会产生数字鸿沟。从长期看，将导致我国企业陷入进退两难困境。

　　第一，ICT企业的转型将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给予我国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机会。我国ICT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来源于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利润和数据资源以及适用于本土市场的商业模式创新。此外，市场规模大、生产效率高一直是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当前，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后半段，ICT产业经历了前期竞争发展已经成熟，其潜能开始加速向其它经济部门横向扩散，这将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一方面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的融合，发挥市场规模大、生产效率高的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外企业合作，拓展国际市场，促使我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二，信息技术扩散可能会加速割裂中美信息技术体系，使我国企业陷入两难困境。随着信息技术与其他领域技术不断融合，中美两国的数据基础和应用软件将一边逐渐覆盖服务业和制造业，一边加速分割、形成不断加深的数字壁垒，最终可能会造成两个相互割裂的ICT体系。这将迫使全球与ICT相关的企业站队，使得我国企业陷入选择被国际市场孤立还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后退的两难困境。尽管近年来我国ICT企业创新发展态势良好，从研发投入规模、强度和企业利润率等指标看，我国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超过了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体，但在ICT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仍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潜在的数字脱钩风险，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继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在前端围绕国家亟需突破的信息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防范技术脱钩对产业的影响;在后端拓展全球应用市场，使我国的技术更好地嵌入国际市场，降低技术脱钩风险。

　　综上，面对ICT企业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和引发的风险，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以数字化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从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推广全链条加强内外融通创新。

　　三、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ICT企业的创新转型绝非简单应用网络的行为，而是将数据作为与劳动力、资本、土地同等重要的新生产要素和创新产出驱动力，通过跨界融合与价值创造，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企业，促进高质量发展。面对这种融合带来的机遇和潜在风险，传统治理模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治理的需要。“十四五”期间，政府需要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统筹发展与安全，主动采取措施，推动治理理念、工具、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变革，促进ICT产业内外融通。

　　第一，加强信息通信相关交叉融合技术攻关，推动融合技术成果转化。信息技术革命后半段，信息技术创新和其它领域技术创新的融合杂交步伐加快。掌握我国ICT领域发展的主动权，防范数字脱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十四五”期间需加强与信息通信相关的交叉融合技术突破。一是形成交叉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建立新的项目分类机制，根据项目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建立权责明确的项目组织制度，完善项目“行政+技术”两条线管理模式，确立以技术专家为核心的技术负责制。二是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建设由龙头企业牵头，中小企业、高校院所等共同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交叉技术产业化，实现大中小企业创新链和价值链的有机融合。三是鼓励平台企业与制造企业联合研发。建立技术改造基金、创新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平台企业发挥数据、消费者注意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与制造企业形成优势互补，组成联合技术研发团队。四是政府做好先行用户的角色，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支持我国交叉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成果的市场应用。

　　第二，防范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ICT领域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成长和发展环境。随着大型ICT企业延伸产业链布局，完成生态战略转型，ICT领域的超级马太效应愈发显著，对该领域大量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形成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十四五”期间，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监管和调控措施，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市场健康有序成长的外部环境。一是加快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标准，加强对平台企业数据收集使用的监管。同时要提前预防后疫情时期大型企业依靠资本优势恶性竞争、扰乱市场。二是加强政策普惠性，加大政策落实力度。降低财政贴息和税收减免等政策门槛，建立政策执行后评估机制，定期面向中小企业开展政策执行满意度调查。

　　第三，把握全球疫情传导扩散的趋势，将新基建作为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抓手。此次疫情充分暴露了国内外在数字治理方面的共性问题，既给我国敲响了警钟，也为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降低数字脱钩风险提供了机遇。“十四五”期间，应充分发挥新基建在新一轮国际合作中的“桥梁”作用，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促进我国数据基础和软件的国际化发展。一是加快新基建建设，推动公共部门和研发活动的数字化。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推动大数据发展与科研创新有机结合，形成大数据驱动型的科研创新模式。构建科学大数据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对国家重要科技数据的权威汇集、长期保存、集成管理和全面共享。二是促进国内外企业融通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合作，积极融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创新生态。我国大中型企业在海外布局时，也要主动带动国外企业加入。三是将新基建作为我国新时代扩大开放的突破口。引导鼓励企业参与国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据、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和全球化配置，促进数字领域的国际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