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技术脱钩的全球影响及应对措施

日期:2020-11-24        来源:《科技中国》2020年第十一期p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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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全球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领域,中美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人类科技进步的一大重要助推器。但随着近期中美贸易冲突和科技博弈形势日益激烈,中美科技战态势逐步显现。居于强势的美国主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削弱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实现在零和博弈中扩大美国优势。美国发动的科技战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

  一、美国对华科技领域遏制的现状

  中国的科技实力虽然还落后于美国,有研究称整体科技水平大概只有美国的42%左右,但上升势头较快,且在部分领域,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步成型,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两国即将或已经在部分领域进入了“创新竞争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崛起并与其争夺有限的自然、智力等关键资源,因此会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对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总体战略正在从“战略竞争”转向“战略打击”。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在高技术领域的商品与服务上失灵,导致“修昔底德陷阱”以中美科技战的形式展现。高技术产品在全球只有个别厂家能够生产,贸易双方的议价能力并不均等,产业链垂直分工中处于关键上游的个别国家可以通过“卡脖子”博弈策略谋取极大利益,而下游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则只能被动接受报价,由此形成拥有创新霸主地位的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收割的局面,自由贸易理论失灵。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搭上“末班车”,通过对科技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中美科技博弈逐渐成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层原因。2018年“中美贸易战”硝烟刚起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公布的对华指责包括4条:(1)中国利用合资、外资股比等投资限制要求美国公司对在华实体进行技术转移;(2)中国通过技术标准牌照限制或干预美国公司在华活动,要求其以技术换市场;(3)中国主导大量针对美国公司或资产的投资并购,以获得尖端技术与知识产权;(4)中国实施或支持入侵、盗窃美国公司网络以获得技术和商业秘密。这4条全部都是针对科技竞争,而与所谓“贸易战”无关。

  二是美国将核心技术视为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壁垒”,并推动高技术产业链“回流”。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大环境下,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成为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最佳保障,牢牢地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美国自认为能够阻止中国快速崛起的最优壁垒。因此,美国通过综合施策,阻碍中国推进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进程,遏制中国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特朗普执政以来,以重振美国制造业为口号,力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施一系列制造业回归战略,发动贸易战阻断我国关键供应链,加速美国高技术产业链回流。

  三是美国构建保护高技术的法律限制,扩大职能机构审查权限,加速中美高技术脱钩。2018年,美国积极推动针对出口管控制度、外商投资审查等方面的集中式立法改革,完成了《国防授权法案》(NDAA)、《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立法建设,明确了要保护的对象是美国的“重要技术和产业基础”。此外,美国扩大和明确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批权利,以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公司非控制性投资的审查。美国加强了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其中对基础和新兴技术的定义更加宽泛。美国依据这些侧重高技术保护主义的法律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调查华裔科学家等举动进一步增加了各界对中美“科技脱钩”风险的担忧。

  四是美国在全球渲染“新冷战思维”,施压盟友“选边站队”。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5月发布了一份向国会递交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在大选之年,这份宣传性质的文件从科技、经济、军事安全和舆论宣传战等领域对中国提出了全面批评,向全世界渲染“新冷战思维”。同时,美国联合盟国通过《瓦森纳协议》、“五眼联盟”“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AST)”等多边机制协调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并购审查等政策以限制我国获取高技术;美国频繁向传统盟国施压,澳、韩、日、印、加、新等国先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采用华为5G通信设备。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在各国开展技术合作和正常贸易时频亮“红灯”,美国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已殃及他国企业。

  二、中美高技术脱钩的全球影响

  一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共识正在消失,中美科技战可能重塑世界经济版图,导致世界经济分化。中美科技战导致全球正在进入“关键科技”竞争分化的时代,经济领域全球共识逐步消失。中美都将面临更大压力,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台、软件及供应链,将其他国家锁定在自己的科技生态系统之内,同时全力阻止对方向别国做同样的尝试。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大、贸易活动频繁,两国部分科技强行脱钩可能会要求各自的贸易伙伴被迫“站队”,最终形成两条互相竞争的产业链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分化。

  二是全球技术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技术主权化、联盟化趋势加快,促进区域科技伙伴关系形成。为了阻击中国科技发展,一些发达国家战略性转向本国优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的影响甚嚣尘上,技术主权化趋势加快,高技术领域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全球技术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变化。为了弥补技术生态分化所造成产业链断裂和贸易阻断的损失,美国通过建立盟友间技术创新合作机制,确保美国快速获取全球最前沿技术,并逐步形成基于盟友技术合作的区域科技伙伴关系。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推动建立了多个盟友间技术创新合作机制或计划:技术侦查旗舰计划、外国比较测试(FCT)计划、基于“五眼联盟”建立技术合作计划(TTCP)、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NTIB)和国防创新单元(DIU)等。

  三是全球产业链正在遭受破坏,中美科技战扰乱正常的贸易秩序,抑制国际科技产业直接投资。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中美在部分领域的科技脱钩会切断相关的全球产业链,扰乱正常的贸易秩序,抑制国际科技产业直接投资。关税的提高阻碍了全球产业链上中间产品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转,破坏了全球产业链投资布局的前提条件。它直接显现在东道国的引资业绩上。

  四是美国对华科技遏制范围逐步向全球延伸,进一步减缓世界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对技术获取型国家的影响更加严重。美国国会提议审议《2019中国技术转移控制限制法案》,试图阻止美国政府资金流向与中国共同进行高科技研发的海外合作伙伴,虽然审议未通过,但代表了美国国会立法趋势。美国依据《国防授权法》建立了国家技术与工业基础(NTIB)框架,覆盖国家从起初的加拿大进一步拓展到英国、澳大利亚,旨在通过与盟友在国家安全工业领域的合作,密切监测和指导这些国家的工业建设。以技术获取型国家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研究型大学多数与中美两国同时拥有合作关系,虽然中国在近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澳大利亚联合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但美国仍然是澳大利亚国防科技的重要经费来源地,美国对华遏制手段的向外延伸使澳大利亚科技发展受到困难与阻碍。

  三、对策与建议

  一是做好高技术脱钩的情境预演,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掌握战略主动权。针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5G等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的严防死守,我国应做好高技术脱钩的情境预演,随时准备应对高技术产品管制带来的技术脱钩风险,尽早实现技术薄弱环节的突破。在具有颠覆性作用、有助于塑造未来产业形态的技术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在该领域能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掌握中美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权。推进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的转移转化,通过我国规模市场及时将研发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竞争优势,加快形成新产业,确保我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

  二是以中美共同利益为突破点,建立并完善基于民间交流的“二轨”科技合作模式,谋求更深入的中美合作。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可能会形成一种“可控竞合”的关系,即两国将仅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面对全球性问题,中美具有加强科技创新合作的重大需求。我国应继续加强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以中美共同利益为突破点,努力保持并扩大双边经贸的互补性,充分发挥智库、学会协会作用,加强民间机构交流,谋求更深入的中美合作。

  三是寻求在基础研究、公益研究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使之成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途径。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人类健康、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挑战,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促进全球范围内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各类创新要素系统集成,打通科技创新全链条,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推动全球范围平衡与持续发展。

  四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充分沟通,尽量避免“两个阵营”互相遏制的不利局面。中国一直强调要进行国际合作、互利共赢,这从根本上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且中国目前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有能力说动其他国家共同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外政策,中国可以在世界上争取更多伙伴,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深化中拉、中非经济合作,并尽量避免出现东西“两个阵营”再次对抗的局面。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科技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科技支撑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研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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