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亮1,陈志2
(1.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2.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与普通企业相比,数字化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和短期盈利能力非常强,成长跨越非常快,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态势,堪称创业企业中的“高帅富”。但许多人认为,从这类企业的发展模式看,多数企业是以商业模式创新而非技术创新取胜,不应鼓励。实际上,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对技术创新的理解存在误区,上述企业中的一部分的确缺少原创性技术发明,它们更多的是技术的集成和应用,但这都属于技术创新,而且这些技术创新实际上也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技术创新与盈利模式等相结合的融合式创新,我们应理性辨析中国现阶段数字化创新型企业的特征。
一、数字化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创新呈现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表象
从高成长创新型企业中的佼佼者“独角兽”企业来看,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独角兽企业快速增加,其中尤以数字化独角兽企业的发展最为迅速。
在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CB Insights发布的2018年全球260家独角兽企业榜单中,76家中国企业上榜。在榜单16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中,有6家中国公司,分别为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今日头条、陆金所、比特大陆、大疆创新。而根据《2018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2018年中国独角兽数量达到202家,分布于22个行业领域,但属于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新文娱等行业的企业个数占总数的35.1%,属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硬件、云服务、量子通信等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个数仅占20.8%。其中超级独角兽共7家,分别是蚂蚁金服、今日头条、滴滴出行、快手、京东数科、菜鸟网络和比特大陆。
再看初创期企业,从2012年以来历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和获奖企业看,报名参加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赛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互联网医疗和健康管理、互联网文创、在线教育、移动广告、虚拟现实、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数据征信、网络游戏、餐饮等领域涌现了大量以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参赛项目;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奖企业中,50%左右企业为非技术类创新,平均拥有知识产权数量2016年为1.8件,低于其他行业获奖企业,集成类商业模式创新为主流。
数字化企业中,无论是“独角兽”“超级独角兽”企业还是初创期企业,均呈现出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企业数量多于技术创新为主的企业的表象,为社会舆论所诟病。但细究起来,这一观点将技术创新仅局限于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上,对技术创新的认识有所偏颇。技术创新既包括新技术的开发,也包括已有技术在应用上的创新,同时,许多技术创新往往依托商业模式创新才得以成功。
二、“数字化创业企业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原因剖析
我国现阶段的数字化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特征,既受自身所拥有的创新资源的约束,也与全球技术革命周期大势及我国目前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的创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第一,ICT领域的创新深化及其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商业模式创新来实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进入第五轮长波周期的下行阶段,本轮技术革命周期也处于转折期。这一时期,通用技术创新尚未出现重大革命性突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深化,新一代ICT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造进入全面扩展和深入时期。我国经济运行周期、技术周期与世界同步,在此形势下,一方面,ICT领域的创新深化及其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需要依靠商业模式创新来实现,以加快改造传统行业,并最终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中国经济、社会的非ICT部门全面改造完成;另一方面,当前技术革命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恰恰表明,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导、并与技术创新结合的融合式创新正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有利武器。
第二,国情及社会整体环境促使中小企业乐于从事风险与难度相对较小的商业模式创新。从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看,这么多企业注重商业模式创新,恰恰发挥了有限的客观条件优势,实现了约束条件下的效益最大化。这体现在,一是我国市场规模大,社会阶层差异突出,消费者的需求与消费习惯的差异非常明显,从而为商业模式的调整和创新带来更多机会;二是国家及地方近年来不断出台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中小企业从事商业创新更容易取得政策支持成效;三是数字化创业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由于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劣势,其对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承受能力较低,技术创新的失败率也很高。创业者自身出于避险考虑更乐于从事风险相对较低的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民间资本的短期逐利特征导致风险投资流向偏重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的企业。我国民间资本的短视特征明显,一是由于与传统投资相比,高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成本和收益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使其社会收益率高于私人收益率,因而民间产业风险资本支持企业进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二是因为风险投资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投资者,对高技术项目投资的评价需要较强的专业背景和经验,多数风投机构即使有意向也往往不具备专业人才基础,最终或是热衷于投向具有高科技概念却无高科技实质的企业,或是流向以商业模式创新取胜的企业。
第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仍然存在困难。目前,不少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非常具有产业化价值,但由于科研资源分配、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和人才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原因难以落地转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及基金的申请者中不乏仅抱有发论文、评职称、获取经费等短期目的者,大量具有转化价值的项目在结项后并未进入中间试验阶段;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基础设施和设备、科技成果、信息情报、专家人才等科技创新资源向科技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尚存在实质障碍,中小企业难以享受高校的创新溢出;三是高校科研院所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的动力强,主动创业的动力弱,自身孵化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过少。
总的来看,中国的创新创业者注重商业模式创新受自身条件、创新生态环境及技术周期阶段性特征所影响,有其合理性。就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而言,每个企业这样做是理性的,但若从中观和宏观层面来看,就有一个产业发展战略、路径的问题,应注意到,当前数字化高成长创新型企业的这一发展模式存在潜在风险。一方面,许多此类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非围绕产品,而是以“烧钱”模式不断“圈粉”,甚至以用户数据造假来进行估值套利,烧钱恶性循环现象频现。另一方面,在新一代ICT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造全面拓展的形势下,改造的体量越来越大,需谨防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与风险投资机构捆绑,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促进中小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的建议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当前我国数字化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正处于“增速快、潜力大”的状态。长期来看,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更替及企业迭代进一步加速,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如何保证技术自主可控,创新型企业要实现可持续的高成长,需要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应更为注重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对此,主要有以下建议:
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风险投资机构加强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针对传统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表外业务风险管理,设立政府引导专项基金,积极推进科技银行、科技担保公司、科技保险公司等新型科技金融机构发展,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针对风险资本,设立官方风险投资评估机构,运用税收优惠等手段健全创业投资企业风险补偿机制,支持风险投资机构及个人进行战略投资。
二是着力突破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减轻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经费负担。当前,产业共性技术基础薄弱且创新扩散缓慢,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及转型发展的主要瓶颈。需进一步推动科技中小企业参与构建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集成各类创新资源,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健全产业共性技术政策支撑体系,构建高效的产业共性技术扩散服务体系,支撑中小企业创造更多依赖原创新技术和发明的技术创新。
三是组建国家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经过多年积累,已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中,已有许多具有转化价值,可充分利用现有科技成果、专家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优势,利用PPP模式,建设以实体孵化器和云孵化平台为载体的国家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推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成果转移转化。同时,也可在平台试验新政策、新模式、新机制,成功后向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更加直接地推动、引领全国创新创业。
四是加快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及科研孵化。数据表明,经济总量排名全球前列的美国硅谷,其经济价值的62%是由高校贡献。可借鉴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激励技术创业的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鼓励高校以市场化运营的方式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科技计划项目设立配套专项基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进行项目及企业孵化。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探索将科技创新和资本运作相结合,以科研学术引领、服务产业的创新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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