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开始影响国际上其他地区的研究
知名科学杂志《自然》主编 Skipper介绍,2016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科学出版物最多的国家。预计2019年中国科研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到2.5%,约为290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的研究能力在快速增长,并将目光转向海外,开始影响国际上其他地区的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往往来源于国际合作。过去中国有很多留学生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现在则有很多海外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
阿联酋高级科学国务部长AL-Amiri说,合作一直是支撑阿联酋科研的主流,阿联酋60%的研究是和国外科学家合作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在食品、粮食、水、精准医疗等方面科研合作为阿联酋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全球需要通力合作,面对挑战。
阿联酋高级科学国务部长AL-Amiri(周琦 摄)
“科学并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任何人都应公平地参与进来。科技完全可以发生在实验室之外,如果实验室精神在社会上普及的话,会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AL-Amiri认为,数据是未来的燃料,和石油一样,需要人们学会开采,不然无法获得其价值。科研共享、人人参与的全球社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Bourguignon介绍,发表成果的开放在欧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果研究受欧盟资助,就要向欧盟开放。“数据的开放要麻烦一些。我们希望统一数据的格式。数据是高价值的资源,一些私营企业的数据不愿公开,但在公共资助下的数据就可以要求他们公开。”
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Bourguignon(周琦 摄)
Bourguignon说,全球化是大趋势,需要各个地方探索寻找合作方式。“如果你成为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的话,就会有人上门寻求合作。大家都意识到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欧洲也要参与其中,不仅仅与西方国家合作,还要和中国、东方国家合作。”
强生创新JLABS全球负责人 Richter举例说,慢性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治疗费用可能会比较高昂,不是每个政府都能承担得起。这就需要创新,要因地制宜。“我们和上海市、浦东区政府合作,当地的创新项目有了支撑并被孵化。获得这样的资源支持,研发人员就可以买得起上千万美元的设备。我们希望中国的创新者、全世界的创新者都能在当地投入、创新,通过全球合作,将创新本地化。”
强生创新JLABS全球负责人 Richter(周琦 摄)
科学需要全世界交流,特别是要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放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认为,从这几年看,中国的创新创业已经形成一种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去中国产业结构处于中低端,对新技术的需求特别强烈,特别需要新的技术改造自己的产业,创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次工业革命恰逢其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经济创新,同时也推动新技术扩散,改善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和政府的管理方式。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刚刚开始,但影响巨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周琦 摄)
胡志坚说,未来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会越来越多。科学的发展方式要开放,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科学需要全世界交流来发展,特别是要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放。“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创新之路、数字之路。”
《自然》主编 Skipper提出,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似乎更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训,对于年轻科学家的培训未被最重要的地位。
对此,胡志坚认为,中国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广义的,在传统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外,数字基础设施也很重要。“科技部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就包括和‘一带一路’国家合建实验室、共建科技园,培养‘一带一路’创业者,在当地变成产业。同时,国家实验室和科研院所也向‘一带一路’开放,为他们提供科研资金等。要帮助‘一带一路’国家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胡志坚说,中国的科研也在向欧洲等发达国家开放。“我们愿意投入,吸引全世界的科学家帮我们来发展。”
胡志坚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赋能。“农村人在网络上也能找到机会,哪怕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也能创造自己的价值。这其中关键就是要加强建设基础设施,让他们有机会来创造价值,赋能到每个人身上。不是发达国家才能创新,每个人都能创新,但基础设施一定要到位。”
在胡志坚看来,当前的数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科研数据,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发达国家开放公共科研数据,但各国有自己的规则,“希望有多边机构可以协调开放公共科研数据。这个没有风险,只有权益问题。另一类是有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据,由于这是一种新业态,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边走边看。“比如,贵州就在实验,把政府以往的职能,如交通数据等,委托给私营公司运营管理。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一家大公司把所有的政府服务都接管后,这个公司实际上就成为政府了。这类数据的开放中,基本的伦理、权利的保护是应该要有的。”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刘颖说,科学已经从单打独斗转向跨学科的国际研究趋势,这样帮助人们解决跨学科的挑战。“比如基因组的测序,6个国家花费了30年的时间合作研究,但研究的结果是全人类受益。”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刘颖(周琦 摄)
刘颖说,美国一些顶级机构在合作研究中,有时会因为资金问题来关掉一些实验室。她认为,不应因国际合作出现问题,就中止一些研究项目。
图片均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周琦摄
编辑:陈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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