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新区集聚“新人口”的思考与建议

　　文/蒋丽丽 谭向军 范冬庆(天津高新区)

　　国家高新区成立30年来，依靠政策、土地以及精简高效的体制机制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经济主要增长因素已经从技术、资本逐渐转移到人口资源，尤其是“新人口”的红利上来。面向未来，国家高新区应该主动作为，抢抓“新人口”红利，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中继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什么是“新人口”?

　　关于“新人口”，目前在学术界和官方文件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我们定义的“新人口”是指当前中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键时期应运而生的一大批多样化高层次创新人口。具体来讲，“新人口”是指包括知识员工、创意工作者、高技术人才等高水平人力资源在内的高质量型人口，具有高智力、高技能、高创新性、国际化、多元化的人口特征，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力。

　　“新人口”是一个城市或区域集聚的一批既不同于传统城市人口，又不同于农村人口的新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工作理念、生活特点都发生了重大转变，独立意识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自我实现欲望和流动倾向高。“新人口”的流动都是流向最宜居、最具创新力、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这类群体能够适应新产业，引领社会的发展，“新人口”的集聚能够推动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区域创新中心。

　　二、“新人口”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人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随着人口数量红利结束和人口结构性压力凸显，质量型的“新人口”红利将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的新增长阶段产生重大影响。

　　“新人口”已成为一个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国际经验表明，世界领先的创新城市与其较高的“新人口”比重有很大关系。例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佼佼者们，硅谷集结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超过100万，其中，美国科学院院士近千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达30多人。硅谷的公司中，高学历专业科技人员占公司员工的80%以上。现在旧金山的人口结构中，白人占40%多，亚裔占了33%，拉丁裔占15%，这样一种多元化的人口结构，决定其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澳大利亚墨尔本同样具备高技能、高教育水平以及创新型的劳动力结构，移民在当地居民中所占比例已高达80%，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雇员比例比美国、日本和韩国还高。可以说，以往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对“新人口”的依赖，都没有像今天创新经济对“新人口”的依赖之大。所以，如果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创新型科研人员以及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协同起来,形成一支规模庞大的创新与技术队伍,必将会提升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与效率,实现创新驱动下的可持续发展。

　　“新人口”已成为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中国产业目前最缺乏的不是一般竞争力，而是核心竞争力。这是迈向知识经济的中国最需要关注、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加以研究、改进和创新，建立属于自己的技术体系。“新人口”的集聚，包括中高层研发人才、中高层管理人才等，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引进承接相关产业更高水平的技术，促进产业向高水平发展。当今时代，谁掌握知识、技术，谁拥有掌握知识和技术的“新人口”资源，谁就拥有竞争优势，谁就能抢占发展先机，谁就能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人口”已成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实用型“新人口”资源,尤其是能够适应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趋势的高技能人才。随着城市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新人口”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分布显现出较为明显的马太效应。在新起点上，城市或区域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聚集“新人口”资源，为新旧动能转换储备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国家高新区应该实现从高科技产业主要承载地向“新人口”主要承载地的转变

　　经过30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仅承担开发建设、产业发展的科技工业园。随着科技人才的规模化集聚和相关配套服务业的发展，高新区日益成为科技、经济、商务、生活、文化、社会、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现代科技城区，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成为各地城市化发展的先驱力量。

　　但是，目前国家高新区也面临一系列发展困境，如，全国高新区普遍呈现出空间和土地资源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很大一部分高新区不得不走产城融合的道路，在获得一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接管了传统行政区大量原有的居民和社会事业。再如，功能区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由于定位和授权不足，难以全面负责区域内所有重大事务的协调管理，已有的授权职责和权限难以满足高新区发展的现实需求等。随着高新区的扩区发展、创新管理职能的丰富化和社会管理需求的增加，管委会在创新支持、统筹协调、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缺乏行政主体资格的管委会在政策执行和协调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很多地方直接以高新区为基础创建新的行政区或与其所在行政区合署办公，呈现出“行政区化”的特征。当前，国家高新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阶段，如果此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型以及缺少必要的发展资本积累，单纯由原本“精简、高效、统一”的先进管理方式向社会管理负担繁重的“政区合一”方式转变，不仅会弱化高新区管理，重新回归到机构人员冗余的旧体制道路上，而且还可能因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繁琐的社会事务而拖累高新区的发展。

　　这一系列的困境说明国家高新区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充分借鉴旧金山、墨尔本、索菲亚等国际先进创新城市的成功经验，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区域创新中心的活力，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始终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它主导新经济的专业人士的聚集地，通过实现“新人口”的规模化聚集，催生了创新经济规模效应。所以，我们认为聚集“新人口”、发展新产业应该是国家高新区下一步发展的主攻方向，要以人口结构的变化带动高新区新一轮的转型发展。

　　四、国家高新区集聚“新人口”的对策建议

　　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要集聚“新人口”资源，引领未来的经济发展，就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趋势，在发展新产业、营造新环境、建立新机制、打造新文化等方面不断探索。

　　1.发展新产业是“新人口”集聚的基石

　　产业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一过程既推动了产业发展不断走向高级化，也加速了人力资源发展水平和素质的不断提升，尤其是促进了高端人力资源的发展壮大。实践证明，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更好地吸引高端人口，相应地也才能保证高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高端产业平台又能够更好地吸引高端人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要以业纳人，寻找优势、特色的产业定位，创造具备吸引力的工作机会。正如柏林选择文化和科创，墨尔本选择金融和电子科技，杭州选择互联网，“新人口”往往因为可以投身喜爱的工作并获得充足的回报而找到事业成就感，也因为具备前景的职业发展路径而选择居留。

　　2.宜居的环境是“新人口”集聚的土壤

　　集聚“新人口”的城市都是最宜居的城市。“新人口”之所以选择在一个城市大规模聚居，而不选择在另一个城市聚居，不取决于“新人口”的个体因素，而取决于城市本身的魅力。环境决定“新人口”，“新人口”决定创新。从旧金山和墨尔本的经验看，城市的宜居性和其创新能力之间有正向的协同效应，创新能力强的城市会更注重和谐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环境的塑造，而宜居的环境也吸引着更多的优秀的前沿科技人才前来定居和工作，且优美的环境也有助于提升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工作效率，如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新人口”就像候鸟，哪里气候好，环境好，好觅食，好繁衍，它就在哪里栖息。国家高新区想要聚集“新人口”，就应该营造环境优美、和谐宜居的人居环境，打造鲜明的区域特色，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中国最宜居的区域。

　　3.崭新的治理模式是“新人口”集聚的保障

　　当前，国家高新区承担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加，随着“新人口”的规模化聚集，现有的城市管理，包括产业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配套环境都不适应“新人口”的发展需要，国家高新区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自身的使命，亟需建立与“新人口”相适应的城市管理机制和治理模式。要成为“新人口”的聚集区，国家高新区不能简单地剥离社会职能，也不能回归到传统的行政管理区域，需要比一般的政府具有更强的创新支持和经济引导功能，应该围绕着“新人口”的需求，对整个管理架构、社会职能、制度体系进行重塑，把重心放为“新人口”服务功能上，要成为创新机会的发现者、创新服务的提供者、引领区域创新变革的先行者、发展方向选择的导引者。

　　4.开放包容的文化是“新人口”集聚的磁场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命脉。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具有开发性、包容性和充满信任的文化氛围，如美国的硅谷和纽约、欧洲的巴黎和维也纳、澳洲的墨尔本、国内的深圳，像一个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无数有技术有梦想的“新人口”前仆后继。“新人口”决定了城市或区域未来的竞争力，人口争夺战要求城市放弃机械的宏观思维，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为“新人口”提供交流、学习的场所和机会，在城市中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氛围，真正将视野缩小在人与家庭的需求上来，促进“新人口”的自我价值实现，凝聚起众多的“新人口”资源，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不息的动力。